Media+ONE特派員報導，德國總理默茨於2月25至26日首次造訪中國，此行引發各界高度關注。作為去年五月上任後首度赴中訪問，默茨是近三個月來繼法國總統馬克龍等多位歐洲領袖後，又一位踏上中國土地的重要政治人物。
外界分析指出，默茨先前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對中國發表的直率言論，以及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的回應，似乎預示著中德關係正從過去互補、合作為主的「黃金時代」邁向轉變。
這次訪問究竟會促使兩國重啟戰略夥伴關係，還是在美國前總統川普持續對歐洲施壓下，德國僅能進行「去風險化」的有限接觸？默茨是否會在此次行程中觸及中國的人權議題，而北京對此又抱持何種策略與期待，都是本次會談的焦點。
德國柏林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的分析師宋高祖向Media+ONE特派員指出，對於德國乃至整個歐洲而言，美國前總統川普所帶來的衝擊是眼前急迫的，而中國的影響力則更為長遠。川普政府對歐洲所展現的敵意，使得歐洲各國改善對中關係，成為一個相對可行且必要的回應，藉此平衡華府的單邊主義行徑及其對歐洲利益造成的衝擊，無論是在關稅、格陵蘭議題，或是對烏克蘭支援上。
不過，宋高祖也強調，儘管德中關係可能出現某種程度的緩和，但實際能升溫到何種程度仍有待觀察。這主要取決於美國對歐洲施壓的強度、歐洲能否有效運用其市場影響力來牽制中國經濟，以及北京方面願意並能夠提出哪些妥協方案。
根據榮鼎集團的最新報告，德國在2025年對中出口大幅下滑9.3%，創下近十年新低，其中汽車出口更是驟減高達66%，這清晰揭示了兩國關係已從互惠互利轉變為零和競爭的局面。
針對北京對德中關係的看法，榮鼎集團的歐中關係專家，同時也是華府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訪問研究員巴爾金向Media+ONE特派員分析：「中國視歐洲為軟弱且分裂的。」
巴爾金進一步說明，北京相信美國前總統川普對歐洲採取強硬態度，反而有助於提升中國對歐洲各國的影響力。然而，鑑於中國當前經濟面臨困境，且美國市場持續對其商品實施管制，北京同樣亟需歐洲市場。因此，北京期盼透過德國總理的這次訪問，能展現中德之間的夥伴關係形象，同時將自身塑造成在全球地緣政治日趨動盪下的一個穩定力量。
德國聯邦統計局於2026年2月公布的2025年全年外貿初步數據顯示，中國對德國的出口額達到1712億歐元（約2016億美元），年增長約4%。相對地，德國對中國的出口額則跌至818億歐元（約963億美元），年減9.3%，創下十年來的最低點。這使得德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擴大至約893億歐元（約1052億美元）。
在上海深耕多年的德國商人麥永剛向Media+ONE特派員表示，儘管德國積極尋求平衡雙邊貿易關係，但德國企業在「去風險化」方面的努力顯然不足。面對中國進口商品的強勁衝擊，受威脅的產業不僅限於汽車業，連同生物科技和化工業的狀況也相當嚴峻。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CDU）的默茨總理此行率領了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代表團訪問中國，其中包括大眾、賓士、寶馬、空中巴士與西門子等知名企業的高階主管。
從表面上看，這次訪問似乎延續了該黨自梅克爾時代以來務實的經貿路線。然而，默茨在剛結束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演講中，卻打破了德國過去在相關議題上的戰略模糊，直接表達了對台海局勢的憂慮。他指出，中國正在南海積極擴張海軍基地，並對台灣進行圍堵，同時北京也公開宣稱必要時將動用武力以實現所謂的「中國統一」。默茨強調：「我們歐洲人，我們德國人，正處於這一切的核心。」
他更進一步闡述：「中國渴望成為全球領袖，並為此累積了多年的戰略耐心。在可預見的未來，北京的軍事實力或許能與美國旗鼓相當。中國有系統地利用他國的依賴關係，並按照自身利益重新定義國際秩序。」默茨的這番言論被解讀為將中國定位成一個與美國同樣具備全球影響力的新興強權。
這次發言被部分分析人士視為歐洲對中國最直接且公開的評估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同樣身處慕尼黑的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卻意外地給予了平穩的回應，這被視為北京對柏林的一次善意試探。
然而，當默茨宣布即將訪問北京時，他卻轉而強調「尋求戰略夥伴關係」，並進一步表示將與中國探討「未來合作」。這種對中國「一手提出批評，一手尋求合作」的矛盾訊號，似乎反映出柏林當局在美國關稅壓力下的兩難困境。
許多專家因此分析，德國一貫的戰略便是在美國與中國的雙重夾擊下尋求平衡：一方面必須維持與中國的經濟連結，以期緩解國內產業危機和就業壓力；另一方面，則持續推動「去風險化」政策，避免過度依賴中國在稀土和晶片等關鍵供應鏈上的出口管制。
榮鼎集團的歐中關係專家巴爾金向Media+ONE特派員強調，柏林對於德中關係的未來發展，抱持著深切的憂慮。巴爾金認為，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已在許多德國過去引領的工業領域中，成為強勁的競爭者。「德國每月流失約一萬個製造業職位，而與中國的競爭是其中一個關鍵因素。」
巴爾金進一步指出，柏林無法忽視來自北京的諸多挑戰，包括貿易失衡、中國將稀土作為戰略武器、北京對俄羅斯的支持，以及其在區域間展現出更為強硬的姿態，尤其是在對日本和台灣等議題上。
有分析師預測，德國未來將會把兩國關係定位在「戰略夥伴」與「系統性競爭者」並存的雙重框架之下：一方面持續反對保護主義並支持自由貿易，另一方面則加強對中國威權擴張的警惕。路透社報導指出，默茨強調「尋找理念相近的夥伴」，這顯示德國正從過去對中國無條件的接觸，轉向有條件且有限度的合作。因此，這次訪中行程很難讓「黃金時代」重現，更可能是一場務實的「有限合作」。
宋高祖也向Media+ONE特派員強調，儘管德國總理對北京的措辭與語氣可能趨於溫和，但其對華政策不太可能從原有的謹慎與「去風險化」策略，出現大幅度的轉變。「主要的結構性障礙——包括中國與俄羅斯的結盟，以及中國自身的產能過剩問題——至今仍未找出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德國媒體《商報》評論指出，默茨此行雖然率領了龐大的商業代表團，但在出發前卻未見重大投資公告，這似乎暗示默茨的意圖在於「討論未來合作」，而非「單純向中國尋求援助」。因此，這次北京之行更像是一場「有限接觸」的試探，目的在於測試中國在兩國貿易「失衡」情勢下，是否願意做出讓步。
從中方角度來看，這次訪問被視為中歐關係「邁向新里程碑」的契機。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慕尼黑會見默茨時，肯定德國追求戰略自主的立場，並表達了深化全方位合作的期望。中國官方媒體則強調中國作為「穩定力量」的角色，與美國的不可預測性形成對比，並將默茨的訪華解讀為歐洲在美中兩強之間尋求平衡的積極信號。
有分析指出，北京視歐洲為「自信的合作夥伴」，而非單純的「朋友」或「敵友」。一方面，中國試圖利用跨大西洋關係的裂痕來拉攏歐洲；另一方面，在貿易和科技領域，中國則保持強勢態度，透過高水平的開放與市場准入談判，以鞏固其在全球貿易的主導地位，進而與美國抗衡。
德中兩國的經貿關係，或許正從過去的互補走向結構性競爭。巴爾金先前報告指出，中國企業在機械與發電設備領域已超越德國，而乘用車和化工領域也即將領先。這背後是德國每月約一萬個製造業職位的流失，裁員規模甚至超過新冠疫情或全球金融危機時期，顯示這不只是短期經濟波動，更是中國從「合作夥伴」轉變為「直接競爭者」的結構性變化，德國製造業正迎來「中國衝擊2.0」。《經濟學人》雜誌形容，德國正從「愛上中國」轉入「恐慌模式」，默茨的訪華正處於這個關鍵轉折點，柏林如何在經濟依賴與戰略自主之間找到新平衡，是一個極為迫切的問題。
以汽車產業為例，這一直是中德關係的核心支柱，過去曾佔德國對中國出口近三分之一。然而，近年來中國汽車業的迅速崛起，根據榮鼎集團數據，2025年德國對中國的汽車出口量劇減66%，創下2009年以來的新低。與此同時，中國的電動車品牌，例如比亞迪和蔚來，在歐洲市場的市佔率從2020年不足1%，躍升至2025年的12%。
巴爾金指出，德國汽車產業之所以難以抵擋中國的衝擊，主要原因在於其對中國供應鏈的過度依賴（中國供應全球70%的稀土和電池材料），加上歐盟的貿易防禦措施相對遲緩。這使得中國的出口轉向歐洲市場，進一步壓縮了德國在該領域的市佔率。
然而，也有分析認為，德國過去引領全球的汽車產業現正遭遇巨大危機，這可能加劇中德關係的緊張。柏林當局將北京視為「系統性競爭者」，儘管這次訪中旨在尋求合作，但汽車業的危機可能會促使歐盟提高關稅，進而影響中德乃至整個歐中雙邊關係的未來走向，從合作轉向防禦性競爭似乎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因此，宋高祖向Media+ONE特派員分析，對北京來說，與歐洲保持接觸是一個務實的選擇，既可以抵銷來自美國的壓力，又能將自身塑造成更穩定的全球力量。這有助於北京將自己定位為國際秩序的捍衛者，他補充道：「強調與德國之間的直接雙邊關係，或許能為中國創造比透過歐盟集體機制更多的操作空間。」
長期居住在上海的德國商人麥永剛，自2013年以財務與風險管理經理身分來到中國，並在金融及資訊科技領域深耕，專注於企業的整體獲利與風險管理。他近期與上海的合作夥伴共同撰寫了《與中國做生意的企業風險管理》一書，書中詳細剖析了在中國經商可能面臨的逾50種風險。
麥永剛向Media+ONE特派員指出，在中國工作或生活，意味著身處世界商業的最前沿，無論是機械、電子、生物科技或經濟發展皆然。然而，當地的法律與倫理準則，有時卻令人感覺彷彿置身於「中世紀」。
他表示，在中國工作充滿了挑戰，只有樂於接受挑戰的人才會感到樂趣，而中國每月總是不斷帶來「驚喜」。
「然而，最近這些驚喜卻變得不那麼令人愉快了，短期內恐怕仍會持續下去。」麥永剛說。
究其原因，他解釋，許多西方管理者，尤其是那些對中國科技進步感到興奮的人，往往會忽略經濟風險。中國目前正處於通縮狀態，這種情況預計將持續數年。此外，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加上近期「購買中國貨」的呼籲，以及自2016年以來與美國的「脫鉤」趨勢和全球出口壓力，都使得西方企業難以融入中國所規劃的未來發展。
對於默茨的此次訪華，麥永剛直言德國難以取得具體成果：德國企業在「去風險化」（derisking）方面的努力遠遠不足，卻必須面對中國進口商品的強大衝擊。他認為，不僅汽車產業，德國的生物科技和化工產業現況也同樣險峻。他更指出，有些長期在華的德國人，容易受到當地宣傳的影響，卻忽略了西方經濟的實際情況，成為所謂的「熊貓擁抱者」，他們的樂觀看法常常會誤導德國總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