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dia+ONE特派員報導，日本外務省在2026年4月10日公布了新版《外交藍皮書》，將中國的描述從前一年的「最重要雙邊關係之一」調整為「重要鄰國」。此一「降級」立即激起中國的強烈反彈，中國外交部指控日方此舉為「背信棄義」，並引發區域內的高度關注。
由於《外交藍皮書》素有「日中關係晴雨表」之稱，其用詞的變化被視為雙邊政治氛圍的直接反映。分析普遍認為，這項象徵性的調整，凸顯了日中關係持續緊張甚至惡化的現狀。這也是自2016年安倍晉三首相首次提升對中關係表述後，十年來的首度「下調」。
僅僅兩天後，首相高市早苗在4月12日的自民黨黨大會上，更公開宣示「修憲時機已到」，並設定目標要在明年向國會提出修憲草案。
這兩項重大舉動接連登場，分析人士指出，高市內閣似乎正展現強硬姿態，在外交與憲政兩條戰線同步推動「正常國家化」。北京對於高市內閣此舉表達強烈不滿，隨即展開了嚴厲批評。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於4月10日當天迅速回應，指責高市首相的「涉台謬論」損害了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並違背了中日之間的四個政治文件，要求日方「反思糾錯，以實際行動維護政治基礎」。
各界此刻密切關注，為何高市首相在短短不到一週內，透過《外交藍皮書》重新定位中國，以及北京當局為何對高市推動的修憲議程如此強烈反彈？
香港中文大學政策與政務學院堀內徹博士向Media+ONE特派員解釋，日本可能是以較為低調的方式，來表達對中國的不滿。如同本次《外交藍皮書》所提及，自去年11月以來，中國增加了對日本的批評聲量（例如中國駐大阪總領事的發言），並採取了脅迫性措施（如限制兩用物資出口）。儘管日本表達了對話意願，但中國卻拒絕進行會談。因此，在降低中國外交地位的同時，《藍皮書》仍強調維持溝通管道，並進一步發展互利戰略關係。堀內徹相信，日本期待雙方能在敏感議題上「求同存異」，並在可行領域尋求合作。
針對敏感的「修憲」議題，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奈吉（Stephen Nagy）則指出，高市首相將2027年設為修憲時程，在戰略上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軍事現代化進程，以及潛在的台灣局勢高度契合。這也解釋了北京為何對此迅速表達不滿。他補充說：「北京視日本修改憲法第九條為『再軍事化』，旨在牽制中國在區域的影響力。歸根結底，日本安全態勢的演變，是對北京在印太地區日益強硬作為的務實且直接的回應。」
台灣淡江大學助理教授洪耀南也強調，此次日本對中關係的「降級」與日本「國家正常化」（包含修憲工程）是高度互為因果的雙軌工程，而非各自獨立發展。
洪耀南教授分析，日本現正透過將中國從「夥伴」重新定義為具有「脅迫性」的鄰國，同時將修憲議題從「意識形態」轉化為「生存危機」的迫切需要，藉此突破戰後和平主義的防線。他指出，這是一場「以退為進」的戰略佈局：外交上的冷卻（對中降級），換來的是國防自主的升溫。洪教授認為，高市內閣正試圖透過與中國戰略脫鉤的過程，完成從「經濟大國」向「具備完整武備與法理地位之正常國家」的終極跨越。
事實上，日本《外交藍皮書》的措辭調整並非突如其來。2025年版仍維持「與鄰國中國的關係，對日本而言是最重要的兩國間關係之一」的傳統表述，強調經濟互惠與戰略對話。然而，2026年版僅稱其為「重要的鄰國」，並指出「由於存在各種懸案與課題，才更需持續溝通，從國家利益角度冷靜且適當應對」。
儘管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在內閣會議後的記者會上強調，日本「不會關閉對話大門」，並仍維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長期方針，但分析人士普遍認為，這實質上是高市政府對於中國威脅感知提升後的務實調整，其象徵意義大於實質內容。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的「降級」與高市首相的政治導師——已故前首相安倍晉三時代的對中政策形成了鮮明對比。
回顧過去十年，安倍晉三在2016年第二次執政後，日本《外交藍皮書》首次將中國定位為「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反映了當時日中關係在2012年釣魚台（日本稱尖閣諸島）國有化引發的外交衝突後，逐步回暖的趨勢。彼時，安倍甚至與習近平舉行了領袖會談，開啟了「戰略互惠」的新頁。之後十年，無論是菅義偉、岸田文雄，還是石破茂，三任自民黨首相執政期間都維持了這一定位，直到高市首相上任後，日中關係才因涉台等問題而逆轉。
政治學者洪耀南向Media+ONE特派員指出，日本「國家正常化」的核心指標，在於日本是否具備打擊敵方基地的「反擊能力」。他解釋，當2026年日本國防預算邁向國內生產總值（GDP）2%的新高點時，若繼續稱中國為「最重要夥伴」，卻又在日本領土部署遠程巡弋飛彈，這將面臨巨大的邏輯矛盾。
因此，洪教授表示，此次日本將中國從其外交定位降級，實則是為軍事體制的「正常化」鋪平道路——「將中國定義為『必須管理的威脅』，使日本採購戰斧飛彈與強化反擊力，從『軍事擴張』轉向『合理防禦』的論述轉軌。」
然而，堀內徹教授則分析，高市首相今年3月與美國前總統川普的峰會相當成功，雙方同意擴大關鍵礦物與稀土的合作，這確實讓日本更有信心面對中日緊張關係的升級。但他同時也提到，中國外交部迄今並未「直接評論降級」一事，而是將雙邊關係惡化的根本原因歸咎於高市首相有關台灣的發言。堀內徹認為，「這暗示中國對日策略不會出現劇烈改變。中國短期內仍將繼續對日本施加經濟、軍事與外交壓力。」
如果說《外交藍皮書》將中國在日本外交中的位置降級，是高市首相啟動日本「國家正常化」的其中一環，那麼日本的修憲問題，更成為北京乃至全球高度關注的敏感議題。
在4月12日自民黨大會上，高市首相親自宣示：「由日本人自主修憲是黨的基本方針，時機已經到來。我們希望明年黨大會時，能在提出修憲提案方面已有明確展望。」根據日本媒體報導，此舉也獲得了執政聯盟盟友公明黨的支持。
自民黨大會通過的2026年運動方針明確指出，將在眾參兩院憲法審查會設置修憲條文起草委員會，力爭盡早向國會提出草案，並將修憲定位為「最重要課題」，配合明年春季統一地方選舉擴大黨勢。
外交分析指出，高市首相的核心訴求，是在憲法第九條中明確自衛隊的存在與功能，打破戰後「專守防衛」的框架，讓日本得以「正常國家化」。
事實上，修憲辯論在日本國內早已是長期議題。自民黨自1955年建黨以來即將修憲列為黨內綱領，但因和平憲法深入民心、左翼勢力與民眾反戰意識，始終未能實現。高市首相上台後，藉由俄烏戰爭、台海緊張與中朝俄合作加劇的安全環境，加速推動。她主張修憲不僅是「讓自衛隊名實相符」，更能強化日美同盟、提升日本在印太地區的戰略自主性。
然而，國內反對聲浪不小，在野黨批評高市首相「罔顧民意」。在民間，一向關注政治社會議題的日本知名藝人小泉今日子，在自民黨大勝時便於社群平台發文稱，反對戰爭，反對修憲到底。一位東京居民也向記者表示：「作為日本政府，特別是在當前全球局勢之下，我強烈呼籲它（高市內閣）必須重申人權的重要性，並竭盡全力確保戰爭永遠不會發生，也絕不允許戰爭發生。」
北京當局對日本修憲的敏感度遠高於一般預期。中國長期以來將日本憲法第九條視為戰後東亞和平的「壓艙石」，認為任何修憲嘗試都是日本右翼「復活軍國主義」的徵兆。
北京認為，日本修憲不僅改變自身防衛政策，更可能在台海危機中成為美軍的後援，直接威脅中國的核心利益。因此，從《外交藍皮書》降級之舉到修憲的推進，北京均以強烈的批評，為高市內閣的修憲發言定調，要求東京「以實際行動」修復政治互信。
例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4月10日立即回應，指責高市首相的「涉台謬論」損害中日關係政治基礎，違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要求日方「反思糾錯，以實際行動維護政治基礎」。中國官媒《環球時報》更刊文痛批「日本修憲企圖絕不能容忍」，稱高市內閣正以「以鄰為壑」的外交路線挑戰戰後國際秩序。
《環球時報》英文版刊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項昊宇的文章，直指「日本修憲企圖絕不能容忍」，並抨擊高市內閣日益右傾和激進的政策走向——在國內試圖擺脫和平憲法的束縛，對外則刻意挑起地緣政治緊張、放大「外部威脅」論述，以追求「正常國家」地位，並稱這是對二戰後國際秩序的公然挑戰。
對此，堀內徹向Media+ONE特派員強調，修憲對高市首相與自民黨而言極為重要，因為修憲（例如明確日本的自衛權，並正式承認擁有「軍隊」）將使日本最終成為一個真正的「正常國家」，在必要時有能力動用武力捍衛國家利益。但他同時分析，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修憲一直是長期以來的隱憂，北京可能擔心日本藉此制衡中國嚇阻的能力將進一步強化。修憲後，中國也將更難以指責日本的軍事活動違反日本憲法。「此外，多數可能涉及日本的突發情境都與中國相關，北京或許憂慮修憲會提高日本『介入』的可能性。」他補充道。
然而，奈吉教授則分析，從《外交藍皮書》到修憲發言引起北京不滿，這些事件反映的是累積性的結構性轉變——包括中國的軍事強硬姿態、在東海與南海的脅迫行為，以及雙邊互信的持續侵蝕——而非單一事件所致。「政治信號與台灣緊張情勢雖然起到了放大的作用，但並非這次外交重新校準的唯一驅動因素。」他向Media+ONE特派員強調。
北京未來將如何面對越來越強勢的高市內閣？對此，奈吉教授回應記者稱，他預計中國將採取「精準施壓」策略，包含透過經濟手段、外交摩擦與戰略壓力施壓高市內閣，但同時會保留功能性的溝通管道。原因是北京清楚，與日本徹底交惡將帶來實質代價。「它會選擇性地利用雙方的相互依存關係，試圖促使日本撤回降級決定，卻不會在核心戰略立場上做出讓步」。
無論如何，從《外交藍皮書》到修憲辯論，高市早苗首相正試圖以「現實主義」重塑日本的外交與安全姿態。她在黨大會上強調「新願景」，主張在思考國家安全時，修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然而，在北京眼中，這或許是日本從戰略模糊走向更直截了當「國家正常化」的信號。隨著高市內閣明年修憲提案時程逼近，中日關係是否會進一步螺旋式下滑，將成為2026年印太地區最關鍵的焦點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