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群媒體近期流傳一種名為「經濟上行期的美」的說法，用來追憶2000至2010年代中國經濟榮景時的活力與自信。這個詞語的興起，其實反襯了民眾對當前「經濟下行期」的普遍感受，許多短影音開頭也常以「在現在這種經濟大環境下」來形容現狀，顯示社會上瀰漫著一股經濟冷感。
然而，官方近期發布的經濟數據卻呈現截然不同的景象。2026年第一季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增長率達到5%，不僅是連續五個季度的最高增速，也超出了市場普遍預期的4.8%，穩居政府年度目標的上限區間。國家統計局副局長毛盛勇更盛讚此為「國民經濟實現良好開局，發展韌性和活力進一步彰顯」。
然而，數據中一個關鍵數字引發外界熱議：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84.7%，較去年同期提高了近30個百分點。這一結果讓經濟學家及大眾感到不解，因為自疫情以來，中國經濟一直面臨供給過剩、外需優於內需的結構性困境。
Media+ONE特派員分析，要理解這種「溫差」，需釐清官方「內需」定義中的「消費」與「投資」兩大構成部分。
就投資面而言，2025年固定資產投資呈現年度負增長，但在2026年第一季轉為正1.7%。細究之下，主要驅動力來自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增長8.9%）與國有控股投資（增長7.1%），以及受「大規模設備更新」政策帶動的設備購置（增長13.9%）。相較之下，房地產開發投資仍大幅下滑11.2%，民間固定資產投資也下跌2.2%，顯示市場自發性力量仍未恢復。
至於消費端，最能反映民眾日常感受的居民人均實際消費支出僅增長2.6%。雖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4.0%，但消費增速明顯落後，這意味著民眾手上的錢多數流向了儲蓄帳戶，預防性儲蓄意願依然高漲，這正是大眾普遍感受經濟「冷感」的主要原因。
穆迪分析經濟學家陳嘉雯（Sarah Tan）指出，儘管中國第一季GDP數據亮眼，但細看之下，經濟體仍難以找到均衡立足點，工業生產、零售額及固定資產投資在整個季度持續放緩，內需依然是最大弱點。麥格理的報告也透過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走勢，揭示中國需求疲軟，特別是服務業價格通脹表現不佳。
那麼，在民眾消費不振的情況下，為何「內需」仍能對GDP增長貢獻如此大的比重？主要原因在於官方未單獨公布的「政府消費支出」項目。在今年「兩會」確立高赤字率及超長期特別國債等政策下，財政資金正加速釋放，大量政府性投資與支出集中在第一季落地，共同推升了內需貢獻率的表面數字。
榮鼎諮詢合夥人洛根·賴特（Logan Wright）甚至尖銳指出，中國國內需求的持續疲軟，是推動貿易緊張局勢的更深層因素。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則預警，中東衝突可能抑制全球對中國商品的需求，加劇內部消費與投資的低迷。
目前中國政策制定者似乎抱持觀望態度，重點關注出口動向，因為出口近年來一直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引擎，其表現深受美國政策（如降息、關稅）影響。換言之，中國經濟目前正「等待」華盛頓的訊號。一旦外部需求降溫，北京才會推出更強力的刺激政策；若AI投資熱潮破裂，也將有理由轉向刺激國內消費。
然而，消費疲軟背後有更深層的結構性原因。首先是房產財富的「負效應」，中國家庭資產高達六七成集中在房地產，樓市泡沫破滅與房價下跌，直接導致家庭財富縮水，壓抑消費意願。雖然政府去年推出「國補計劃」刺激消費，但效果往往短暫，甚至透支未來需求，例如2026年第一季中國汽車銷量同比下降20.3%。
再者，外賣平台補貼大戰等案例顯示，補貼雖然壓低價格，卻未有效擴大總消費需求，反而將利潤壓力傳導至整個行業，導致餐飲商戶營收和利潤雙雙下滑，最終形成行業內耗。
從長遠來看，這也是一個根深蒂固的結構性痼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消費支出佔GDP比重長期維持在40%左右，遠低於經合組織國家（約54%）與發達國家（60%至70%）的水平。中國社科院學者蔡昉表示，關鍵在於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而非過度依賴短期刺激。他強調，經濟蛋糕雖然越做越大，但分給居民的那一塊比例始終偏小，這正是民眾對經濟「冷感」遲遲無法消散的根本原因。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員李其（Lizzi C. Lee）總結，中國經濟目前正處於「企穩，但尚不穩健」的狀態，外部脆弱性與內部需求疲軟的雙重壓力，仍是北京政府多年來試圖解決卻未獲根本性改善的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