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對於代理孕母合法化的爭論已持續逾三十年，近期立法院審議《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再次引爆各界熱議。此議題不僅牽動女性權益，更揭露出深層的性別對立與倫理挑戰。
根據Media+ONE特派員的觀察，目前台灣法律不允許代理孕母，儘管2007年的《人工生殖法》允許不孕夫婦進行人工生殖，但明確要求受術女性必須「親自懷孕」。儘管衛生福利部曾在2024年嘗試將代孕條文納入修法草案，但因爭議過大而暫緩，顯示社會共識仍未凝聚。
代理孕母制度可分為「商業代孕」與「利他代孕」兩種模式。前者允許委託者支付除必要費用外的報酬，後者則多為親友協助性質。部分台灣民眾會選擇前往開放代孕的國家，例如美國加州，但費用高昂且耗時。亞洲地區如泰國和印度則因過往剝削案例，已陸續禁止外國人使用商業代孕服務。
隨著近年同婚合法化及生育型態的轉變，代孕議題再度浮上檯面。本屆立法院有多個《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版本增列代孕專章，民眾黨立委陳昭姿更是長期推動代孕合法化的領軍人物。她強調代孕需求真實存在，若法律不完善，反而導致海外代孕者、孩子與需求者都缺乏保障。不過，她的相關言論也引發部分爭議，尤其是提及早年篩選男嬰及洽詢外籍移工代孕的經驗，更讓外界對潛在的剝削風險產生不安。
在法案討論期間，多起社群爭議事件也加劇了性別對立。部分男同志伴侶在分享海外代孕經驗時，因言詞不當引發眾怒，包括篩選孕母外貌、對孕母生產過程的隱私處理不當等。許多女性對代孕制度表達強烈憤怒與焦慮，認為這反映了孕產現況的集體創傷，擔心弱勢代孕者將難以自主掌握身體權益。台灣生育改革行動聯盟監事諶淑婷指出，女性在孕產決策上常被淹沒，因此難以相信代孕者能獲得應有保障。
此外，代孕是否等同於「性交易」的討論也浮出水面。有學者將生殖工作與性工作類比，認為能為女性帶來更多自主條件。然而，婦女新知基金會倡議部主任陳政隆認為，代孕比性工作更複雜，因為代孕者幾乎無法協商勞動時間，且孕期風險長達數月且不可逆。中山大學副教授彭渰雯也指出，性交易的風險通常短期且可中斷，而代孕涉及孩子，不單純是成年人協議，且需要醫療介入，不宜直接類比。
這場爭論的核心是：生育血緣子女的渴望，是個人權利還是必須由政府回應的公共問題？支持代孕合法化者如陳昭姿認為，這關乎憲法保障的人民基本權利，應讓所有想成為父母的人都不被排除在外。然而，民進黨立委沈伯洋則主張，社會不應透過修法強化對血緣的執念，應看見更多「等待被愛的孩子」，並擔心代孕制度可能對女性造成無形壓力。
彭渰雯副教授認為，雖然能理解對血緣子女的情感，但社會需釐清是否必須為此建立一套可能帶來系統性風險的新制度。性別運動倡議者鄧筑媛支持代孕合法化，但強調應優先保障代孕者的權益，並要求草案必須更完善、明確。
在立法院審查前夕，20多個民間團體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將代理孕母議題與此次修法脫鉤處理，以避免倉促立法對弱勢者造成無法回復的損害。儘管代孕制度仍待釐清，但此次修法若通過，台灣將成為華語世界中唯一允許單身女性與女同志伴侶合法解凍並使用自己卵子的地區，象徵著「婚」與「育」的制度脫鉤，進一步保障了女性的生育自主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