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務省於2026年4月10日發布的《外交青書》中，將對中國的表述從去年的「最重要雙邊關係之一」調整為「重要鄰國」。此舉立即引發中國政府的強烈不滿，中國外交部指責日方「背信棄義」，各界高度關注兩國關係的發展。這項象徵性的調整，被視為日中關係持續惡化的明確信號，也是自安倍晉三前首相於2016年提升對中表述後，十年來首次的「下調」。
僅僅兩天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4月12日的自民黨黨大會上，更公開宣示「修憲時機已到」，目標是在明年向國會提交修憲草案。分析人士認為，這兩大動作顯示高市內閣正採取強硬姿態，同時在外交與憲政兩條戰線推進日本的「國家正常化」進程。北京對高市內閣的這一連串舉動，迅速表達了強烈的不滿和批評。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第一時間回應，指責高市的「涉台言論」損害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違反了中日之間的四個政治文件，並要求日方「反思糾錯，以實際行動維護政治基礎」。各界此刻都在密切關注，為何高市早苗會在此時重新定位中國，以及北京對其推動修憲議程為何反應如此強烈。
香港中文大學堀內徹博士分析指出，日本或許希望藉由此次外交青書，以較為低調的方式表達對中國持續施壓的不滿，例如中國對日本的批評言論及限制兩用物資出口等脅迫性措施。儘管日本表示願意對話，中國卻常拒絕會談。因此，外交青書在降級中國外交地位的同時，仍強調維持溝通管道並尋求發展互利戰略關係。堀內徹博士相信，日本期待雙方能在敏感議題上「求同存異」，並在可行領域尋求合作。
針對修憲議題，日本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奈吉（Stephen Nagy）則認為，高市設定的2027年修憲時間表，在戰略上與習近平的軍事現代化進程及台海潛在情勢高度契合。這也是北京迅速表達不滿的原因。北京將日本修改憲法第九條視為「再軍事化」，旨在牽制中國在區域內的影響力。他強調，日本安全態勢的演進，是對北京在印太地區日益強硬行為的務實且直接回應。
台灣淡江大學助理教授洪耀南指出，此次日本對中關係的「降級」與日本「國家正常化」（包含修憲工程）是高度互為因果的雙軌進程，而非各自獨立發展。他分析，日本正試圖將中國從「夥伴」重新定義為具有「脅迫性」的鄰國，同時將修憲議題從「意識形態」轉化為「生存危機」的迫切需要，藉此打破戰後和平主義的防線。洪教授認為，這是一場「以退為進」的戰略佈局，外交上的降溫，實質上是為了提升國防自主性。他補充道，高市內閣正試圖透過與中國戰略脫鉤的過程，讓日本完成從「經濟大國」向「具備完整武備與法理地位之正常國家」的轉型。
外交藍皮書的轉變並非突如其來。2025年版仍維持中國為「最重要雙邊關係之一」的傳統措辭，強調經濟互惠與戰略對話。然而，2026年版僅稱「重要的鄰國」，並指出「因存在各種懸案與課題，才更需持續溝通，從國家利益角度冷靜且適當因應」。雖然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在內閣會議後強調，日本「不會關上對話大門」，仍維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長期方針，但分析人士普遍認為，這是高市政府對中國威脅感知提升後的務實調整，其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此次「降級」也與高市的政治導師、已故前首相安倍晉三時代的中國政策形成鮮明對比。回顧過去十年，2016年安倍晉三第二次執政後，外交藍皮書首次將中國定位為「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反映當時日中關係從2012年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國有化外交衝突後逐步回溫。此一定位維持了十年，直到高市早苗上任後，日中關係才因涉台等問題而逆轉。
政治學者洪耀南指出，日本「國家正常化」的核心指標，在於日本是否具備打擊敵方基地的「反擊能力」。他解釋說，當日本國防預算於2026年邁向國內生產總值（GDP）2%的新高點時，若繼續稱中國為「最重要夥伴」，卻又在日本領土部署遠程巡弋飛彈，這將面臨很大的邏輯矛盾。因此，日本將中國從其外交定位降級，實則是為軍事體制的「正常化」清障——將中國定義為「必須管理的威脅」，使日本採購戰斧飛彈與強化反擊力，從「軍事擴張」轉向「合理防禦」的論述轉軌。
堀內徹教授分析，高市首相今年3月與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峰會相當成功，雙方同意擴大關鍵礦物與稀土的合作，這確實增強了日本面對中日緊張關係升級的信心。不過，他也提到，中國外交部迄今並未直接評論此次降級，而是將雙邊關係惡化的根本原因歸咎於高市有關台灣的發言。這暗示中國對日策略不會出現劇烈改變，短期內仍將繼續對日本施加經濟、軍事與外交壓力。
若外交藍皮書針對中國在日本外交位置的降級，是高市啟動日本「國家正常化」的其中一環，那麼日本的修憲問題，更是北京乃至全球都高度關注的敏感議題。在4月12日自民黨大會上，高市親自宣示：「由日本人自主修憲是黨的基本方針，時機已經到來。我們希望明年黨大會時，能在提出修憲提案方面已有明確展望。」根據日媒報導，此事同樣獲得執政聯盟公明黨的支持。
自民黨大會通過的2026年運動方針明確指出，將在眾參兩院憲法審查會設置修憲條文起草委員會，力爭盡早向國會提出草案，並將修憲定位為「最重要課題」，配合明年春季統一地方選舉擴大黨勢。外交分析指出，高市的核心訴求，是在憲法第九條中明確自衛隊的存在與功能，打破戰後「專守防衛」框架，讓日本得以「正常國家化」。事實上，修憲辯論在日本國內早已是長期議題。自民黨自1955年建黨以來即將修憲列為黨內綱領，但因和平憲法深入民心、左翼勢力與民眾反戰意識，始終未能實現。高市上台後，借俄烏戰爭、台海緊張與中朝俄合作加劇的安全環境，加速推動。她主張修憲不僅是「讓自衛隊名實相符」，更能強化日美同盟、提升日本在印太的戰略自主性。
然而，國內反對聲浪不小，在野黨批評高市「罔顧民意」。在民間，一向對政治社會議題有所評論的日本紅星小泉今日子在自民黨大勝時，便在社群媒體上發帖稱，反對戰爭，反對修憲到底。一位東京居民也向記者表示，作為日本政府，特別是在當前全球局勢之下，強烈呼籲高市內閣必須重申人權的重要性，並竭盡全力確保戰爭永遠不會發生，也絕不允許戰爭發生。
北京對日本修憲的敏感度遠高於一般預期。中國長期視日本憲法第九條為戰後東亞和平的「壓艙石」，認為任何修憲嘗試都是日本右翼「復活軍國主義」的徵兆。北京認為，日本修憲不僅改變自身防衛政策，更可能在台海危機中成為美軍後援，直接威脅中國核心利益。因此，從外交藍皮書降級之舉到修憲推進，北京均以強烈的批評定調高市內閣的修憲發言，要求東京「以實際行動」修復政治互信。譬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立即回應，指責高市「涉台謬論」損害中日關係政治基礎，違反中日四個政治文件，要求日方「反思糾錯，以實際行動維護政治基礎」。中國官媒《環球時報》更刊文痛批「日本修憲企圖絕不能容忍」，稱高市內閣正以「以鄰為壑」的外交路線挑戰戰後國際秩序。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英文版刊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項昊宇的文章，直指「日本修憲企圖絕不能容忍」，並抨擊高市內閣日益右傾和激進的政策走向——在國內試圖擺脫和平憲法的束縛，對外則刻意挑起地緣政治緊張、放大「外部威脅」論述，以追求「正常國家」地位，並稱這是對二戰後國際秩序的公然挑戰。對此，堀內徹強調，修憲對高市首相與自民黨極為重要，因為修憲（例如明確日本的自衛權，並正式承認擁有「軍隊」）將使日本終於成為一個真正的「正常國家」，在必要時有能力動用武力捍衛國家利益。但他也分析，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修憲一直是長期以來的隱憂，北京可能擔心日本藉此制衡中國嚇阻的能力將進一步強化。修憲後，中國也將更難以指責日本的軍事活動違反日本憲法。「此外，多數可能涉及日本的突發情境都與中國相關，北京或許憂慮修憲會提高日本『介入』的可能性。」他說。
不過，奈吉教授則分析，從外交藍皮書到修憲發言引起北京不滿，這些事件反映的是累積性的結構性轉變——包括中國的軍事強硬姿態、在東海與南海的脅迫行為，以及雙邊互信的持續侵蝕——而非單一事件所致。「政治信號與台灣緊張情勢雖然起到了放大的作用，但並非這次外交重新校準的唯一驅動因素。」他強調。
針對未來如何面對越來越強勢的高市內閣，奈吉教授預計中國將採取「精準施壓」（calibrated coercion）的策略，包含透過經濟手段、外交摩擦與戰略壓力施壓高市內閣，但同時保留功能性的溝通管道。原因是北京清楚，與日本徹底交惡將帶來實質代價。他認為，中國會選擇性地利用雙方的相互依存關係，試圖促使日本撤回降級決定，卻不會在核心戰略立場上做出讓步。總結來說，從「外交青書」到修憲辯論，高市早苗正試圖以「現實主義」重塑日本外交與安全姿態。她在黨大會上強調「新願景」，主張在思考國家安全時，修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然而，在北京眼中，這或許是日本從戰略模糊走向更直截了當「國家正常化」的信號。隨著高市內閣明年修憲提案時程逼近，中日關係是否會進一步螺旋式下滑，將成為2026年印太地區最關鍵的焦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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