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預計於本週一（10月20日）起，在北京展開為期四天的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核心議程之一便是審議第十五個「五年規劃」。這項規劃將擘劃2026年至2030年間的中國經濟發展願景，被外界視為研判中國未來經濟路徑的重要指標。
Media+ONE特派員針對此規劃採訪多位學者及分析師，深度探討其究竟是中央政府的經濟藍圖，亦或是具備政治目的的工具。同時，報導也將聚焦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如何藉由這份「規劃」，佈局其所謂的「安全大格局」，以應對當前內外挑戰。
值得關注的是，外界同時緊盯這次四中全會可能帶來的人事異動。原先預期將在會議期間處理的高層處分案，已在會議前夕的10月17日先行揭曉，包括何衛東、苗華等九名解放軍高層，因嚴重違紀違法而遭到開除黨籍與軍籍的懲處。
根據中共黨章規範，每屆中央委員會在其五年任期內，通常會召開約七次全體會議，且每年至少一次。依照過往慣例，「五年規劃」多半在第五次全體會議（五中全會）中審議，並於隔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正式公佈。
然而，此次「五年規劃」卻罕見地提早至四中全會審議，外界揣測此舉可能與中國當前嚴峻的經濟情勢息息相關。分析認為，北京當局恐已無法等到明年才提出振興經濟的對策。
歐洲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所（MERICS）分析師亞歷山大·戴維向Media+ONE特派員指出，這次非比尋常的提前審議，原因在於先前第三次全體會議（三中全會）曾無故延宕，進而打亂了中共中央全會的既定週期。
回溯過往逾四十年的慣例，本屆三中全會原應在黨代會隔年，即2023年秋季召開，卻延遲近一年，直到去（2023）年7月才舉行。由於「十四五」規劃將於今（2024）年屆滿，因此新的規劃已無法等到2026年的五中全會再進行審議。
實際上，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早在2023年底便已啟動「十五五」的前期研究。今（202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議在10月四中全會期間同步研究「十五五」規劃。根據政治局文件內容，中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複雜變化，策略機會與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
到了9月底，中央政治局發布會議提要，除了確認四中全會的會期，更揭示了「十五五」時期的六個「堅持」，其中針對「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一項，特別強調必須貫穿「各方面全過程」，並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的指導方針。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向Media+ONE特派員分析指出，「十五五」規劃的指導核心，在於以國家的「安全大格局」來主導「發展大格局」，這明顯帶有強烈的「政治掛帥」色彩。
夏明教授認為，在「黨領導一切」的指導思想下，經濟被視為服務於黨的最高利益與目標的輔助工具。當前中國經濟表現不佳，已對習近平構成政治危機，因此他預期此次規劃將充斥濃厚的政治意圖，也是對這場危機的回應。
夏明教授進一步指出，自習近平於2012年接任中共總書記、隔年擔任國家主席以來，經濟政策曾由不同派系的李克強主導，當時較偏重市場導向。然而，現任國務院總理李強與主管經濟的副總理何立峰皆為習近平的親信，上任至今已過半任期，對各部門運作瞭若指掌。因此，他將「十五五」形容為習近平執政團隊「全面主掌中國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規劃」，預估將採混合經濟模式，將私人企業整合至國營體系，強化國家的掌控力道。
2021年，適逢中共建黨百年之際，習近平宣布中國已全面實現小康社會。隨後，中共便強調將藉由「十四五」、「十五五」及「十六五」這三個五年規劃，逐步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其中「十五五」被視為承先啟後的關鍵時期。
夏明教授闡述，此一關鍵性在於習近平目前已進入第三個任期，2027年將是一個重要節點。屆時中共將召開第二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時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百週年。他分析，若屆時無論是在國家統一或經濟小康兩方面都無法交出亮眼成績單，習近平顯然在2027年將難以順利進入其第四個任期。
夏明教授推斷，習近平對此情勢感到焦慮，加之地緣政治的不安全感日益加劇。習近平過去已將各項議題「安全化」，他認為國家安全同樣奠基於經濟安全之上。因此，「十五五」規劃中的戰略支柱產業，預估將聚焦於國防工業、航太及半導體等軍工或高科技領域。此舉在全球層面恐將加劇軍備競賽，升高周邊國家不安感，導致區域情勢不穩，但同時也能鞏固習近平的國際戰略形象與其個人安全，並透過這些發展來「震懾中國民眾」。
另一方面，熟悉中國事務的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則持不同觀點。他認為，「五年規劃」雖然隱含著中共權力的展現，並能一窺決策者的權力分配，但其核心重點依然是經濟擘劃。他進一步指出，在中美摩擦日趨劇烈的背景下，外界更加關注中國與全球在經濟議題上的衝突，「五年規劃」的重要性也因此日益提升，「因為無論是中國高層還是民間百姓，對於經濟及民生問題的關切度都遠高於政治。」
不過，劉銳紹亦強調，習近平的權力基礎依然穩固，目前並未出現重大的政治爭議。他判斷「十五五規劃」的重心仍在經濟面向，即使中國國內面臨嚴峻的經濟困境，民間怨聲載道，但尚無明確跡象顯示已達爆發臨界點。因此，他認為「政權不會因此垮台」，因為政府會動用行政甚至專制手段來推動政策，並壓制異議聲浪。
中共建政後第四年，即1953年，開始實施首個「五年計劃」。迄今為止，中國共編製了十四個五年計劃，其中在1963年至1965年間曾因經濟調整而一度中斷。自2006年起，「計劃」一詞正式更名為「規劃」，沿用至今。「五年規劃」勾勒出中國未來五年內的經濟願景、發展目標、重大建設項目以及生產力佈局。
劉銳紹說明，「五年計劃」最初是中國經濟由上而下的部署，屬於計畫經濟體制。然而，由於計劃本身難以靈活應對瞬息萬變的經濟情勢，因此才更名為「規劃」，以賦予其更大的彈性與可調節性。
中國官方將「五年規劃」視為中共治國理政的核心手段。中國國內對此規劃的解讀文章也頻繁引用外國學者觀點，強調中國是為下一代子孫後代而制定規劃，而西方國家則為下一次選舉而規劃，藉此凸顯「五年規劃」的獨特優勢，非西方體制所能比擬。
值得注意的是，「五年規劃」制度帶有濃厚的前蘇聯政治經濟模式色彩。
史丹佛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許成鋼解釋道，「五年規劃」並非外界常誤解的「產業政策」。它源於前蘇聯模式，是中國共產黨全面掌控全國經濟的一環，其基礎乃是社會主義制度，亦即「黨領導一切」，所有關鍵且重要的資產皆歸「國有」。
許成鋼教授強調，「黨和國家在設計與執行這項制度時，都是為了服務中國共產黨的長遠戰略目標。」他進一步指出，當規劃需要大量資金投入時，這些資金幾乎都來自國有資產。他舉例，目前投入人工智慧領域發展的資金，絕大多數為國有資金。
回顧近年規劃，中國國務院於2015年公布的「中國製造2025」製造產業政策，隨後也被納入「十三五」規劃中。許成鋼教授點出，這並非市場經濟模式，而是要求依照計畫達成預設的數量標準。「中國製造2025」確實讓中國掌控了全球多數產業鏈。然而，他認為，許多分析在評估這項政策成效時，卻忽略了「製造這些產品的真正目的為何」這個核心問題，應該探討其究竟是為了單純的經濟發展，還是旨在提升社會福利保障。
在四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特別召開了經濟形勢專家與企業家座談會，敦請專家學者們「為做好經濟工作和推動『十五五』發展積極建言獻策」。會中，李強重申必須持續努力擴大內需，強化國內大循環，並不斷開創擴大內需的經濟新增長點。
然而，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與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卻持續呈現下跌趨勢。
許成鋼教授分析，這些指數的負成長，明確指出中國正經歷長達兩年多的通貨緊縮，這是一種極為嚴峻的經濟危機。他解釋，當民眾預期物價將持續下跌時，無論是消費者或投資者，都會選擇「持幣觀望」，也就是即使手握現金也盡量避免消費。這種「不消費、不投資」的行為，最終導致「內需不足」，進而惡化通貨緊縮的局面。
他認為，「十五五」規劃很可能將資源集中於技術發展，主要目的是為了與美國競爭。然而，在國家財政赤字與地方債務問題嚴峻的現況下，持續將資金投入科技研發，並無法有效帶動經濟成長。因為中國當前的問題根源在於「需求不足」，而非「供給不足」，且與高端科技技術的發展並無直接關聯。
許成鋼教授表示，中國的投資計畫與戰略佈局雖然成功佔據部分產業鏈，並展現其技術實力，「但實際上這與其自身的經濟發展存在衝突。」他直言：「共產黨統治下的制度，從未真正將內需視為其最終目標。」
墨卡托中國研究所的戴維分析指出，「十五五」規劃的重點，將會放在強調「新質生產力」與製造業，以此作為經濟成長的主要驅動力。此外，為了應對美國可能對中國實施的技術「卡脖子」問題，透過解決社會不平等來刺激國內消費將是關鍵策略。同時，改善社會治理以維護內部穩定，在經濟持續承壓的局面下，也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戴維教授強調，「五年規劃」並非一份必須嚴格遵循的經濟藍圖，而更像是一份重要的發展指南。預計具體的目標與措施將陸續公布。若規劃內容提及短期內提振經濟的調節措施，這可能暗示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將展現出更靈活、更願意進行談判的姿態。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四中全會結束後不久，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預計將在韓國登場。
屆時，美國前總統川普（特朗普）預計將出席峰會。他日前受訪時透露，預計將在兩週內於當地與習近平會晤，並表示100%關稅並非長久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