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dia+ONE特派員報導，在美國前總統川普第二任期內，美中貿易關係展現出顯著轉變。不同於過去八年專注於達成「貿易協議」以期弭平貿易逆差的策略，如今雙方更坦率地承認，經貿分歧是結構性且長期性的挑戰，無法僅靠一紙協議或數輪談判便能徹底解決。
因此，在川普於2026年5月訪問中國後，除了傳統的農產品貿易（如大豆、牛肉、雞肉副產品）外，一項重大進展是雙方決定建立「美中貿易委員會」（Board of Trade）與「美中投資委員會」（Board of Investment）。
這些委員會不僅是組織名稱，更代表著一種全新的工作模式，旨在繞開現有國際機制（如世界貿易組織WTO），另闢蹊徑，重新設定處理雙邊爭議的規則。其核心精神是將美中之間既存且未來可能持續出現的貿易與投資審查問題，納入一套常態化的管理機制中。
專家指出，這兩個委員會可大致依「商品流」與「資本流」來區分職責：貿易委員會負責貨物貿易，涵蓋關稅、配額、技術性貿易壁壘及政府採購等議題；投資委員會則管理跨境資本與股權投資，聚焦於產業開放度、投資准入及國家安全審查等項目。
這顯示美中關係的處理思維已從「解決問題」轉變為「管理問題」，此一重大調整對未來雙邊關係的發展值得密切關注。
長期以來，作為全球兩大經濟體，美中在經濟和商業議題上缺乏有效的溝通管道。亞洲協會的一份報告便指出，從2020年初至2023年中，兩國在經濟商業領域幾乎斷絕接觸。美中貿易委員會的建立，正有望填補這項空缺。
白宮公佈的事實清單顯示，貿易委員會將負責管理雙邊非敏感商品的貿易。美國貿易代表賈米森・格里爾表示，這將成為兩國正式處理複雜關稅、進口管制、出口管制及非關稅壁壘的平台。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進一步闡明，該委員會將聚焦於美國視為「不具戰略敏感性、不會回流本土生產」的商品，例如低端消費品，藉此將貿易談判與國家安全敏感領域區隔開來。這意味著高科技產品如晶片和稀土，可能不在委員會的討論範疇內。
中方亦提及具體數字，表示雙方原則同意在貿易委員會項下，討論各約300億美元或更高規模產品的對等降稅框架安排，有望適用最惠國稅率甚或更低的稅率。此舉將大幅降低關稅談判的複雜性與政治難度。
然而，此機制也可能進一步削弱世界貿易組織的功能，尤其在川普「2.0時代」的「新孤立主義」框架下，美國傾向繞開或弱化多邊機制，轉而與單一國家直接進行雙邊談判。
相較於貿易，中國也開始關注投資的可能性，特別是在電動車等產業面臨關稅壁壘時，於當地設廠成為重要策略。例如比亞迪已在泰國、匈牙利等地設廠。儘管美國總統川普曾表示不反對中國車企赴美投資設廠，但這項提議仍引發美國本土車廠的強烈反對。
美國設有「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作為國家安全的「看門人」機制。財政部長貝森特將新設的美中投資委員會比喻為「投資交易的賽前活動」，意即在交易正式進入CFIUS等安全審查程序前，透過政府間協商，預先劃定「可投」與「非可投」領域的邊界，以減少不確定性並降低交易被「事後叫停」的風險。
中國官方與媒體普遍認為，此機制有助於減少誤判，提升雙邊投資關係的可預測性與穩定性，但中方也強調將持續堅持對關鍵領域實施「負面清單」管理，保留國家安全和戰略行業的審批底線。
儘管兩個委員會的設立帶來了新的希望，風險依然存在。前美國財政部官員希爾頓・魯特指出，一個有效的貿易委員會必須具備書面章程，明確管轄範圍、違規行為定義及爭端解決路徑。若僅停留在「政治對話」層面，缺乏可執行的規則，恐難以改變美中經貿關係的不確定性。目前，白宮與北京尚未公佈委員會的詳細組織架構，預計雙方將在2026年秋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前，就委員會章程、工作程序及年度議程進行談判。
美中之間過去也曾嘗試建立類似機制，如「中美全面經濟對話」等，但多因政治環境惡化而停擺。復旦發展研究院的一份分析指出，這意味著過去二十餘年基於WTO框架的「無節制自由貿易」範式已告終結，取而代之的是美國以「互惠和平衡」為核心的「管理性貿易」框架。
亞洲協會對此持相對樂觀看法，認為這兩個委員會可能成為整合美中經濟溝通渠道的「總框架」，並下設多個專題對話。然而，缺乏具約束力的條約是其潛在弱點。復旦發展研究院的報告亦提及，美國國會與行政機構內仍存在一股推動對華政策更強硬的力量，可能稀釋高層元首達成的戰略共識。
對企業而言，若委員會得以運作，將提供相對正式的「申訴出口」和政策預期窗口，有助於提前判斷市場准入標準與監管風險。在非敏感領域，透過機制化討論關稅減讓和市場准入，亦可降低「突發關稅升級」的機率，為企業的中長期投資與供應鏈佈局提供更大的可預見性。
總體而言，這兩個委員會大致符合美中雙邊關係目前「建設性戰略穩定」的新定義。與其說這是一種「夥伴關係」，不如說是在承認雙方存在分歧與競爭的前提下，為這些分歧與競爭加裝「防撞欄」和「緩衝帶」，避免關係走向失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