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美中之間日益複雜的經貿關係，外界觀察到，與八年前川普總統第一任期的貿易戰不同，當前的局面已非單純簽署一份貿易協定所能解決。雙方如今更坦誠地意識到，經貿分歧已是結構性且長期性的挑戰，無法僅靠幾輪談判或一紙協議就一勞永逸。
根據Media+ONE特派員的觀察，中國方面曾坦言，作為發展階段與經濟體制迥異的兩大國，美中之間出現經貿摩擦實屬常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川普總統在2026年5月訪問中國後，除了原先關注的農產品貿易外，更宣布將建立「美中貿易委員會」與「美中投資委員會」這兩大全新機制。
這些委員會不僅僅是新的組織名稱，更代表著一種全新的工作模式。其潛在意義在於，它們可能繞開現行的多邊機制，例如世界貿易組織（WTO），重新設定處理美中經貿爭議的規則，將長期存在的貿易與投資審查問題，納入一套常態化的管理框架。
專家分析指出，這兩個委員會的分工可大致以「商品流」與「資本流」來區隔。貿易委員會將負責貨物貿易議題，涵蓋關稅、配額、技術性貿易壁壘與政府採購等；而投資委員會則聚焦於跨境資本、股權投資，以及產業開放度、投資准入與安全審查等項目。
這顯示美中關係的處理思維，正從過往的「解決問題」逐漸轉變為「管理問題」。這種轉變將如何影響這對關鍵且波折不斷的雙邊關係，值得各界持續關注。
過去從2020年初疫情爆發到2023年年中，全球兩大經濟體，同時也是貿易關係最複雜的兩國，在經濟與商業議題上幾乎沒有任何接觸。亞洲協會向Media+ONE特派員指出，如同國安專家強調美中之間需保持軍事溝通管道以避免誤判，商業與金融領域的持續溝通對於管控經濟摩擦同樣重要。因此，此前長期缺乏有效處理商業、金融及其他經濟議題的機制，確實令人擔憂。
如今，新成立的美中貿易委員會，預期將填補過往的溝通空白。白宮公布的資訊顯示，此委員會旨在讓美中兩國政府能有效管理非敏感商品的雙邊貿易。美國貿易代表賈米森·格里爾受訪時表示，這將成為兩國以正式化方式，處理複雜關稅、進口管制、出口管制及非關稅壁壘的平台。
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進一步說明，委員會將聚焦於美國視為「不具戰略敏感性、不會回流本土生產」的商品，例如低階消費品或煙火爆竹等，藉此將貿易談判與國家安全敏感領域區隔開來。這暗示像晶片、稀土等極為敏感的產品，可能不在其討論範圍內，而是專注於不涉及國安的產品。
中方也提供了具體數字，表示雙方原則同意在貿易理事會項下，討論同等規模產品的對等降稅框架安排，規模各為三百億美元或更多。針對雙方商定的關切產品，有望適用最惠國稅率甚至更低。這意味著美中雙方可能透過後續談判，先各提出約三百億美元規模的商品，在委員會議程中，直接進行對等程度的減稅，從而繞過當前相互施加的各種禁令與臨時關稅，大幅簡化關稅談判的複雜性與政治難度。
理論上，美中作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一旦出現分歧本應在WTO框架下解決。然而，在川普「2.0時代」的所謂「新孤立主義」架構下，美國已將繞開或弱化WTO爭端解決機制，轉而與單一國家直接進行雙邊談判，視為一種主動選擇。當美中這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逐步建立和完善一套獨立於WTO的雙邊摩擦管理機制後，很可能進一步削弱WTO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核心功能。
相較於貿易，中方也開始關注投資的可能性。例如在電動車產業，許多中國車企在多國面臨關稅壁壘，而當地設廠成為繞過這些障礙的重要途徑。比亞迪已在泰國、匈牙利等地設廠。儘管此前有消息指出，川普總統不反對中國車企赴美投資建廠，但此設想引發福特等美國本土車廠的強烈反對。不過，這仍可能是中國車企繞開百分之百電動車關稅的必由之路。
美國設有「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這是一個跨部門機構，主要審查外國資本在美國進行的併購是否危及國家安全。例如抖音海外版TikTok先前收購音樂應用musical.ly時，因未申報而被CFIUS審查，最終成為川普總統下達禁令的依據之一。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中投資委員會與CFIUS之間的職責界定，變得至關重要。貝森特財政部長在一次受訪時，將投資委員會比喻為「投資交易的賽前活動」。這意味著在交易正式進入CFIUS等安全審查程序之前，透過政府間協商，預先劃定「可投資」與「不可投資」領域的界線，以減少不確定性，降低「事後被叫停」的風險。
中國官方與媒體多半認為，這一機制有助於減少誤判，提升雙邊投資關係的可預測性與穩定性。但同時也強調，中方將繼續堅持對關鍵領域實施「負面清單」管理，保留對國家安全和戰略產業的審批底線。
儘管美中兩個委員會的成立引發關注，前美國財政部官員希爾頓·魯特仍撰文指出，一個真正嚴謹的貿易委員會，必須具備書面章程，清楚規範其管轄範圍、適用產業、何謂「違規」行為，以及爭端從協商推進到裁定甚至執行的路徑。如果委員會僅停留在「政治對話」和「共識驅動」層面，缺乏可執行的規則，將難以真正改變美中經貿關係的不確定性和單邊行動的傾向。
Media+ONE特派員進一步了解到，目前白宮與北京尚未公布兩個委員會的詳細組織架構，包含成員組成、秘書處設置與預算安排等。外界普遍預期，雙方計劃在2026年秋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華府前，就委員會章程、工作程序與年度議程進行談判，完成「從政治宣示到制度落地」的轉換。
美中之間並非沒有過類似的嘗試。川普第一任期及拜登時期，雙方曾設立「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美經貿磋商」等框架，但由於政治環境惡化，大多中途停擺或降格，導致雙方只能依賴單邊關稅和行政命令向對方「喊話」。
復旦發展研究院今年三月的分析指出，美方此舉意味著，過去二十多年基於WTO框架的「無節制的自由貿易」模式已徹底終結。取而代之的，是美國戰略定位的重大轉變——構建以「互惠和平衡」為核心的「管理性貿易」框架。
亞洲協會對此抱持相對樂觀的看法，認為這兩個委員會可望成為整合美中經濟溝通渠道的「總框架」，並在下方設立宏觀經濟、金融、制裁與出口管制等多個專題對話，長遠來看可能演變為某種「美中經貿理事會」。
然而，缺乏約束性條約是其中一大隱憂。復旦發展研究院的報告提到，即便川普總統本人「在某些場合更傾向於維持中美關係大局穩定」，但「國會山與行政機構內部仍然存在一股強大的官僚慣性，不斷推動對華政策向更強硬方向滑行」，這股力量「很可能稀釋甚至破壞高層元首之間達成的戰略共識」。
在美國戰略界看來，當前兩國經貿關係僅是「戰術喘息和戰略競爭延續」，整體狀態「穩定但脆弱」。任何經貿機制的具體成效，勢必高度依賴當屆政府的政治意願，以及美中整體戰略關係的冷暖交替。
對於企業而言，若兩個委員會得以順利運作，無疑能帶來好處。它們可以為跨國企業提供一個相對正式的「申訴管道」和政策預期窗口，有助於提前判斷准入標準與監管風險。在非敏感領域，透過機制化討論關稅減讓和市場准入，也能降低「突發關稅升級」的機率，從而為企業的中長期投資與供應鏈布局提供更大的可預見性。
總體而言，這兩個委員會的成立，大致符合目前美中對雙邊關係的重新定義——「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與其說這是一種「夥伴關係」，不如說是在承認雙方存在分歧與競爭的前提下，為這些分歧與競爭「加裝防撞欄」和「緩衝帶」，避免其走向失控，例如去年「解放日」關稅後，雙方近乎「相互禁運」的極端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