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歲的香港居民Ruby從小就受到家庭影響，感冒發燒時習慣先尋求中醫治療，平時也會購買中藥材燉煮調理身體。她認為西藥化學成分多且副作用大，而中藥則因其天然屬性讓她感到更安心。
儘管香港的公共醫療體系以西醫為主導，但像Ruby一樣，許多港人，無論老少，都是中醫的忠實擁護者。這與中國大陸時常出現的「疑中醫論」氛圍形成鮮明對比。
根據香港教育大學於2025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雖然近八成的香港市民仍以西醫作為主要就醫選擇，但近一半的受訪者在過去一年曾接受過中醫服務，包含針灸和跌打等。香港首間中醫醫院已於本月初開幕，業界和政府均將此視為香港中醫藥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分析指出，香港社會對中醫的信任，主要歸因於其深厚的民間傳統、政府嚴謹的監管制度以及業界對品質控制的堅持。
Media+ONE特派員觀察，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馮奕斌指出，香港市民對中醫藥「既相信又使用」的態度，與其歷史淵源密不可分。在十九世紀，中醫曾是香港華人醫療的主流，早於1872年創立的東華醫院，最初就是一間中醫院。
然而，殖民時期港英政府引入西醫系統後，公共醫療服務逐漸轉向西醫主導。馮奕斌強調，儘管如此，中醫在民間依然蓬勃發展。英國政府對中醫採取不規管也不禁止的政策，使其能自由發展。加上當時中國戰亂不斷，許多優秀的中醫藥人才紛紛來港，使得中醫藥在香港民間持續執業辦學，形成深厚的涼茶文化和家庭燉湯傳統，並延續至今。
Ruby的祖母（外婆）來自廣州，自小就傳承了「生病看中醫」的觀念。在祖母的耳濡目染下，Ruby對中醫藥理有了更深的認識。她深信中醫的療效，認為西藥雖然快速，但常伴隨傷身的副作用，如食慾不振、精神狀態差等。對於體質較弱的她來說，中藥更為溫和，能夠根據個人體質進行調理，達到身體平衡，從而減少生病。
她表示，長期服用中藥後，免疫力明顯提升，現在已鮮少生病。目前她平均每三個月會看一次中醫調理，每次服用兩三劑中藥。
七十一歲的純姐因椎間盤突出飽受腰痛困擾，行走不便。今年七月意外跌落後，她選擇了西醫治療，但止痛藥未能改善病情，反而讓她增重。轉而尋求中醫針灸、敷藥包並服用中藥後，她的腰部狀況大為改善，甚至能夠正常行走。
儘管如此，政府統計處2022/23年的調查顯示，仍有84.6%的香港市民生病時首選西醫，僅有7.2%選擇中醫。香港中醫師陳洛志分析，這與兩者需求差異有關。西醫主要處理急症和症狀性問題，而中醫則在慢性疾病和痛症方面提供另一種選擇。
Media+ONE特派員指出，香港中醫師陳洛志擁有超過十五年的執業經驗。他認為，政府推動中醫註冊制度化，是提升港人對中醫信任度的關鍵。在香港主權移交前，中醫並無正式註冊制度。然而，回歸後中醫藥成為政府的重點發展項目。首任特首董建華更曾提出將香港打造成「中藥港」，目標成為國際中醫藥中心。
1997年，港府資助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成立中醫藥學院，開設本科課程。兩年後，《中醫藥條例》正式實施，並成立了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負責中醫註冊、執業規範及中藥監管。本科畢業生通過執業資格試後，即可申請註冊中醫師資格。
這一制度的建立，使註冊中醫師人數顯著增長。根據政府統計處數據，從2002年的7,700人增至2023年的10,759人，增幅高達四成。為培訓醫師並提供診斷服務，政府自2003年起在各區設立中醫診所，後更名為教研中心。陳洛志本人也是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系2008年畢業生，曾於中醫教研中心擔任中醫師。
Media+ONE特派員進一步了解到，除了臨床治療，中藥材的品質管理也是中醫行業不可或缺的一環。目前，香港市面上的中藥材主要從中國大陸進口，其真偽、品質及安全性常影響公眾對中醫的信心。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馮奕斌強調，「香港的食品安全做得好，藥材進口香港，一定有非常嚴格的品質制度。」他指出，所有進口香港的藥材都必須符合國家藥典委員會編制的《中國藥典》檢測標準。此外，港府於2002年制訂的《香港中藥材標準》（簡稱《港標》），涵蓋344種藥材，詳細規定了農藥殘留、重金屬和黴菌毒素的含量標準。中藥材零售批發商也必須向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申請牌照。
翻查衛生署中醫藥規管辦公室的紀錄，2025年香港有六種藥材被發現農藥殘留超標並需回收，但這些問題均透過市場監測抽驗機制發現，衛生署也都有後續跟進回收。馮奕斌表示：「長期在這種監管文化下，那些敢於造假、所謂的奸商就會少很多。」
從制度建立、專業教育、臨床服務到藥材監管，馮奕斌總結道，香港政府在主權移交後，是循序漸進地「從規管到發展」推動中醫藥的進步。
Media+ONE特派員分析，香港與中國大陸在中醫藥發展上的差異，部分原因在於監管問題。馮奕斌指出，儘管中國大陸在法定文件上對中醫監管做得不錯，但由於其地域廣闊、市場龐大，實際執行上存在一定難度。
相較於香港，中國大陸對中醫藥的社會性質疑聲浪持續不斷。例如2006年，中南大學哲學系教授張功耀曾抨擊中醫為「偽科學」，質疑中藥品質良莠不齊，並發起聯署要求中醫藥退出國家醫療體制，引發一場「廢除中醫」的大辯論。雖然當時國家衛生部反駁其說法缺乏科學理性，背棄中華文化，但相關爭議並未平息。2007年，科普作家方舟子出版《批評中醫》一書，並成立「反中醫藥聯盟」。到了2020年，中國網路上更出現了「中醫黑」一詞，泛指那些批評或不相信中醫的人士。
這種不信任感部分源於中醫藥頻傳的負面新聞。例如2006年，曾有44人因注射魚腥草注射液死亡。2013年，「綠色和平」組織發布報告，抽檢同仁堂、雲南白藥等九大中藥品牌的中藥材，發現逾七成含有農藥殘留。根據官方數據，2024年國家藥監局共接獲近35萬宗中藥藥品不良反應/事件報告。
關注病人權益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指出，香港關於中醫藥的醫療事故較少，投訴主要與醫生操守有關。
香港設有相對完善的中醫投訴機制。市民若對診斷過程不滿，可向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投訴；針對藥商不良營商手法，可向消費者委員會尋求協助；若懷疑中藥品質有問題，如假藥或劣藥，則可向海關舉報。
2019年，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共接獲100宗投訴，其中65宗涉及「專業責任」及「業務宣傳」，僅有4宗與「醫療行為」相關。委員會會審理投訴，並視情況對醫師發出勸誡信，或進行紀律研訊。
另外，有大陸網友認為，人們對中醫的反感，還源於官方不斷的背書。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後，官方陸續推出多項支持中醫藥產業的政策，包括2016年國務院印發《中醫藥發展戰略規劃綱要》和《中國的中醫藥》白皮書；2017年實施《中醫藥法》等。
2020年疫情期間，雙黃連口服液一度被官媒宣稱能抑制新冠病毒；中成藥連花清瘟膠囊被納入診療方案，衛健委甚至推薦了三種可直接靜脈注射的中藥。
然而，這些宣傳和說法被社會質疑缺乏數據支持。2020年，北京政府發布《北京市中醫藥條例（草案公開徵求意見稿）》，其中提到「不得詆毀、污衊中醫藥」，此條文因社會強烈反彈而最終被刪除。
有網友評論指出，中醫藥在中國大陸似乎被過度政治化，官方的「神話化」反而引發了知識分子的質疑。該網友感嘆：「如果中醫在大陸能正常發展，可能也會像港台這樣，中醫會慢慢找到自己在現代社會中的位置，人們也會慢慢形成如何看病的意識。」
Media+ONE特派員報導，Ruby對中國大陸的「疑中醫論」並不認同。她堅信：「中醫歷史那麼悠久，而且我覺得我的確因為吃了中醫，身體舒服了、變好了。」
然而，在香港，中醫至今仍未正式納入公營醫療體系。目前，香港近九成的中醫診所均以私營模式營運，其餘一成則為政府公營的中醫教研中心。
目前香港十八區設立的中醫教研中心，皆由醫院管理局、非政府組織及大學三方合作，採自負盈虧模式，屬「半公營」性質。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指出，基層市民在中醫教研中心就醫，僅綜援戶及領取長者生活津貼者可獲豁免收費。像純姐一樣持有香港身份證的市民，即使能申請政府資助，每次看中醫連同藥費仍需支付120港元。
中醫師陳洛志表示，若中醫能全面進入公營體系，獲得更多資源後將有助於大規模發展，但困難在於中西醫體系殊異，且中醫難以完全標準化。他解釋，西醫基於「循證醫學」，透過統計數據分析得出結論，而中醫則更依賴經驗醫學和辨證論治，「我們會用一個多方面的思維模式診症……會考慮天氣、環境。」
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提到，新冠疫情後，大眾對中醫的觀感發生了變化。中醫學博士關家倫指出，2003年香港爆發SARS疫情持續時間短，中醫參與較少。但2019年新冠疫情「人數多、時間長」，中醫接觸的個案和參與度顯著增加。病人在服用中藥後，「發現原來可以減輕COVID後遺症，例如疲累、氣喘、體力差等等」。
他表示，許多市民選擇中醫師通常是看口碑或經朋友推薦。他感覺疫情後求診病人數量迅速增長。疫情過後，Ruby也發現身邊的朋友開始改變，「以前是看西醫的，但這幾年可能打完疫苗，或者有其他副作用，發現西醫幫不到他的時候，就會試一下中醫。」
2025年，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與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趙永佳主導的團隊，曾訪問約1,500名市民疫後使用中醫藥情況。結果顯示，中醫全科服務使用率從2020年的26.6%大幅提升至47.2%。其中56.4%的人主要是為了「調理身體」，另有25.2%的人是為了治療腰背、肌肉勞損等「痛症」。
關家倫也提到，近年中醫普及化，部分原因在於「中醫的神秘感越來越少」。隨著社交媒體發展，不少年輕中醫師積極分享專業知識，「看得多、理解了，那些人就會接受。」
Media+ONE特派員報導，儘管Ruby偏好中醫，但她對何時選擇適合的治療方法有清晰的判斷。「中醫是調理身體一個很好的方式，但是如果說有大病、有癌症或者中風爆血管這些，沒辦法，你真的要看西醫。」她認為中醫仍有盲點，「它做不到西醫那種科學檢查，你的（癌）細胞大了多少厘米，是良性還是惡性、在哪裡……中醫就是做不到這些。」
關家倫認為，相較於中醫發展悠久的中國大陸和台灣，香港仍缺乏大規模的政策支持和足夠的資源投入。「現代世界的醫學進步是靠研究（出來），但是研究到最後就是要資源。」
12月11日，香港首間中醫醫院開幕，採公私營協作模式，由香港浸會大學管理營運。服務模式包括純中醫、中醫為主及中西醫協作三種。目前提供門診和日間住院服務，設有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骨傷科及針灸科六大分科，以及老年疾病和中風後復康等12個專病項目。
18日，政府發布首份《中醫藥發展藍圖》，訂出八大目標，包含優化臨床服務、提升中藥品質、助力中醫藥「走出去」等。陳洛志將中醫院形容為中醫發展的里程碑。他指出，中醫走向專科化，一方面可提供市民更多選擇，另一方面也能讓醫師更有系統地進行科研。「（以前）私營佔了90%，我想做研究也好，病人的量根本就不能夠。」陳洛志表示，當數據累積下來，日後便能逐步建立類似西醫的醫療體系，因此中醫院的首要任務是如何吸引私營病人。
中醫院表示，開幕首日已有181名病人預約看診。馮奕斌則指出，過去香港中醫學院的學生需前往內地實習，而現在的中醫醫院將承擔未來教學醫院的角色。此外，香港作為中醫藥走向國際的橋頭堡，馮奕斌認為：「就先從這裡走出去。」
然而，回到病人層面，彭鴻昌強調對基層民眾而言，診治重點仍在於可近性和時效性：如何在適當時間內，透過治療舒緩病情。目前中醫院的「政府資助」服務佔65%，另35%為「市場導向」。受資助的門診每次收費為180港元，市場導向則為450港元。目前香港保險公司對中醫門診索償次數有限制，對像純姐一樣需頻繁覆診的市民來說，費用仍是沉重的負擔。「始終這一批中下夾心的，都是有經濟困難，」彭鴻昌說，「如果政府在這方面有多一點經濟補貼或支援，相信對於中醫業的發展會有幫助。」
